伍修权在董必武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011-01-18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始人和缔造者之一,我国著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的百岁诞辰。

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到广大人民群众,全国上下无分老幼,都爱戴地把必武同志尊称为“董老”。无论在革命资历的久远上,还是在对党的重大贡献上,董老确是我党我国一位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杰出领导人。.我有幸从少年时代起,就认识董老并直接领受过他的教育和引导,在从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漫长历程中,与他有过很多的和难忘的接触。我为自己有过这样一位品德高尚的革命导师和忠厚长者,感到荣幸;更为我党我国拥有这样一位忠诚勤恳的建党元老和开国元勋,感到骄傲。

整整一百年前,董老诞生于我国一块富有革命传统、出过二百多位红色将军的光荣土地——湖北省红安县。贫困的家庭生活和黑暗的社会环境,使董老早就萌发了革命思想,青年时代他就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随后又寻找到能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之路,他与我的另一位导师陈潭秋同志一起,在一九二○年成立了我国最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的革命组织之一——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并与陈潭秋同志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参加了只有十三个人代表着五十多名共产党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即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毛泽东等同志共同成为我党的创始入之一。从此,董老就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他入党以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几乎从事和领导过我党我国除军事指挥以外的所有各条战线的工作,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内政、外事,他都门门精通,在政权建设、政法工作和统一战线等等方面,更是建树极大。也正因此,早在一九四四年元旦,党中央曾经被例地为董老提前祝贺他的六十寿辰。当时董老正在重庆领导党的南方局和统战工作,中央自延安向他发出专电说:“您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您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贺您的生日,将感到光荣。”从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起,他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建国以后又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国家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及代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几十年来,董老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为人民事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贡献,他的品德风貌和功勋业绩,也更加深入人心。因此,我们今天来纪念他的百岁诞辰,决不只是一个缅怀前人的纪念仪式,而是一个学习革命先辈,继承光荣传统,回顾历史经验和发展革命事业的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切实行动。

对于董老的一生事迹和功绩,已有不少同志作了介绍和评述,我仅作为董老早年直接教育领导过的学生和后继者之一,来谈谈董老给我的深刻印象和重要影响。早在六十多年前,我才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学生,确切地说,我是以陈潭秋同志为级任老师的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当时董老和潭秋同志都是党在湖北地区的负责人。由于工作需要,董老不断来我们学校与潭秋同志商讨问题,这样我们就认识了这位既诚朴稳重又热情可亲的革命先辈。那时他已年近四十,常常穿着一身旧长衫,戴着一顶瓜皮帽,还留着两撇令人肃然起敬的八字胡须,他在同潭秋同志研究工作之余,常常亲如长辈地与我们随意交谈,并向我们提出一些很有启发性的问题。不久,我经潭秋同志介绍入了团并参加了革命活动,也就正式成为董老和漳秋同志领导下的一名小兵,使我有了更多的机会直接听取董老的指示和教导。我印象较深的一次是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以后,他和潭秋同志一起,在我们学校楼上,召开了一个党员会议,他就列宁的去世讲了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中国革命者应有自重心和自信力,鼓励我们到民间去宣传和开展活动。会后我们就按党和董老的教导,深入武汉工人区,一面帮助工人子弟学习文化,一面了解工人生活状况,自己获得了不少教益。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董老身兼国共两党在湖北地区的领导重任,他和党组织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武昌阅马场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对孙中山先生的悼念活动,大力宣传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等新三民主义正确政策,对于推动革命运动,起了不小的作用,也给我个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一九二五年秋我被党选派出国,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董老留在国内坚持斗争。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他历尽艰险也来到苏联,先后在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当时他已过不惑之年,却以比我们年轻人更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精神,刻苦学习,连我这个他的晚辈和学生去看他时',他也不耻下问,那股虚怀若谷的好学精神,使我们也自愧不如。说到这里我想首先讲讲董老在学习问题上对我们的教育和启示。所有接触过董老的人,都对他的博学和好学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从党政大事到科学文化,不仅有广博的知识,还具有很高深的学问见解;不仅对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十分精通,连一些专业性较强的具体问题,他也十分懂行。他的学习决不限于读书,尤其注重在实际生活中吸取知识。六十年代初,他已近八十高龄,我得到一个机会与他一起去河南和陕西、山西的农村和工矿企业作参观考察,每到一地他都认真地了解情况,亲自观察和提问,力求掌握第一手材料,从中发现问题,找出规律,经过思索归纳出政策性意见和理论性观点。他的虚心态度和细致程度,根本不象一个高龄领导人,倒象一个求知欲很强的奋发青年。他这样做不是偶然的,他曾经说过:“必须努力学习,才能适应新的环境,解决新的问题。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是学出来的。”直到晚年他还表示自己要活到老学到老,并谦虚地说学到老学不了。当前,我国从政治生活到经济形势上,都处于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我们原有的知识,已经很不够用或完全不适用,这就更需要象董老那样刻苦钻研和不断探求新的知识,继承发扬他那种孜孜不倦、始终不懈的学习精神,做到如董老那样一直站在时代的前列。

前面说过,董老一生除未带兵打过仗外,从党务工作、政府工作、法制工作、统战工作到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土地改革、社会福利以至植树造林、交通运输和外事活动等党所领导的各项事业,他几乎都一一干过。在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已年近半百,还和我党另一元老徐特立同志一起,作为正副队长率领和照管了一个由三十名女同志和六十副担架组成的队伍,使大家胜利地随军走完了全程。几十年来,他从工作性质到职责范围,都不断变动,职务也或上或下,但他从不讨价还价,始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完成着党交给他的任何任务。董老对党的事业的竭尽忠诚和廉洁奉公,对自己以及亲属子女的严格要求,在全党全国早已有口皆碑。他所以如此,不只是一般的组织纪律观念,而是自觉地把自己的一切以至一生,都无条件地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他始终把为人民谋福利视为自己的神圣义务,他一再表示,共产党员如果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等等,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他一贯反对脱离群众特别是骑在人民头上的恶劣作风,他把这称为反人民的行为。他说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和自由幸福,共产党人必须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不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与人民“同安乐、共患难、休戚与共、生死可托。”他一生正是这样做的,只要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他从来是奋不顾身的。我曾亲自经历过这样一件事: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央委派董老作为我党和解放区的代表,与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宋子文等一起去美国,参加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成立大会,我被指派随他一起出国。我们乘坐飞机离开陕北去重庆时,在秦岭上空遇到恶劣气象,飞机不得不折回西安等待。董老考虑到这次出国是一次扩大我党影响,宣传解放区胜利成果的极好机会,国民党反动派必然会全力阻挠,为此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赶到重庆,不给反动分子以可乘之机。当他得知气象情况略有好转时,马上与飞行人员商讨,决定“能飞就飞,继续前进!”再次起飞以后,由于气象恶劣,飞机不断颠簸,不少同志都呕吐不止,董老虽然是我们中最年长者,却一直谈笑自若毫不在乎。飞机进入四川盆地后发现重庆也气象恶劣,只得连夜转到成都新竹机场降落,第二天马上飞往重庆,基本上按时到达。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有意刁难,不让我随董老出国,但却未能阻挡得了董老去联合国。于是,董老就作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荣代表,出席了联合国的成立大会,代表中国人民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并对海外侨胞介绍了中国解放区的胜利成果,:在国际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董老虽然如此功高位重,却又一直谦虚谨慎,他自称“我似老牛鞭不动,后推前挽总蹒跚。”并表示自己“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要毫不犹豫地坚守着中央分配给我的岗位。”这种一切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忘我精神,不是很值得有的为个人追名逐利到不择手段的所谓共产党员,借以自省并感到自愧吗?

董老一生有相当长时间是从事政法工作的,他在这方面的建树和论著很多,其中关于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负责干部,应该怎样对待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对于我们仍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五十年代中,董老就指出我国法制工作存在的问题,“一个是法律不完备,一个是有法不遵守”,而“有法不守的现象比较严重。其中又特别是党员和国家干部的不重视和不遵守法制。”这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他说:“在我们党内,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对于这种现象,董老严肃地指示道:“对于那些故意违犯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早在四十年代初的战争时期,他就曾强调地说,党员应是群众中的觉悟分子,他如果违犯了政府法令,“除受到党纪制裁外,应比群众犯法加等治罪。”又说:“党员犯法,加等治罪。这不是表示我们党的严酷,而是表示我们党的大公无私。党决不包庇坏人,党决不容许在社会上有特权人物。”当前,我们不是正应该这样做吗?今年年初,中央领导同志就端正党风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负责干部,包括我们许多老干部,在端正党风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要作出表率。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是每个党员和干部自觉遵守党纪国法,真正奉公守法,不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另一方面是各级政法机关和每个政法干部,必须如董老所教导的那样,严格执行法制,任何至亲好友以及名人高官,一旦触犯法纪,决不循私留情。我们的中央,已经在这样做了,我自己就参加讨论和处理了一些高级干部和知名人物及其子女的严重问题。这些做法,正是董老早就提出并且一直坚持的,如果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负责干部,都能如董老所要求的那样,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所以,我们今天来纪念董老的百岁诞辰,决不是走个形式,而是要真正地遵循董老的教导,发扬董老的作风,实现董老的遗愿,促进我们革命事业的更快发展。在这方面,我愿和大家一起努力,为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