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建新在董必武思想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2011-01-18

同志们:

正当具有重大意义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之后,正当举国欢庆我国神舟六号飞船成功发射并胜利返回之际,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今天正式成立了。我谨代表董必武思想研究会并以我个人的名义表示热烈的祝贺!

大家知道,我们尊敬爱戴的董老,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法学家,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中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反帝反封建的救国救民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征程中,他六十多年始终与时俱进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对祖国对人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董老是诞生在荆楚大地的二十世纪的一位伟人。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董老的光辉业绩和思想,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道德风范,在董老的故乡成立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是必要的,我是完全赞成和支持的。

湖北省、武汉市是董老早年读书学习、树立革命人生观的地方,更是他长期革命活动的舞台,这里的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董老有着特殊的敬仰之情,对于研究董老的业绩和思想有着得天独厚的地利、人和优势和资源优势,并且在研究方面取得过重要成果。我相信,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成立之后,在原有的基础上,一定会结出更加丰盛的成果,取得更大的成绩,这对于我们党的建设、青少年的成长,以及国家和湖北省的明主法制建设、政权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地促进作用。

董必武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中具有奠基性地位。董老对新中国的立法、司法以及法学教育工作都有着重大贡献,特别是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论断,并特别强调“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的重要政治主张,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全面系统的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形成、发展,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方向,具有历史意义的指导作用。董老的这篇讲话,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史上的光辉文献,为后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奠定了基础。董必武同志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奠基人。自2001年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成立以来,已连续五年召开董老法学思想学术年会,取得了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推进法学理论研究的创新,为促进立法、司法、行政执法、法学教育等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董必武同志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1925年春董必武同志按照中共汉口地委和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专门从事党的工作和统战工作,领导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1926年,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特种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同志领导研究部署了湖北地区策应北伐军的工作。他领导湖北特种委员会成功地对驻汉阳的军阀进行策反,为北伐军攻取武汉立下了大功。武汉一度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董老当时是当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4年10月,董必武同志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被中央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举办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训练班,积极宣传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董必武同志前后十年战斗在国民党统治区,为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民族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地方实力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平与民主,作出了历史贡献。中共中央1944年1月1日祝贺董老六十大寿时对董老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赞扬他“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是“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新中国成立之后,董老再三阐述,‘统一战线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明显地成为决定我党成败的问题”。董老统一战线思想,不仅贯穿到新中国成立后他的工作当中,也成为我们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理论的一部分。

董老十分重视政权建设。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学说运用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中,强调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机关,国家一切权利都要归人民代表大会。1948年8月,董老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他在就职演说中指出,华北人民政府的任务之一,是要建设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他特别强调,“这个政府是由游击式过度要正规式政府,首先要建立一套正规的制度和办法”,竭力主张人民的政府要依法行政并付诸实施。据统计,在董老主持下,短短13个月,华北人民政府制定的法规、条令、命令、办法,有150多件。董老在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期间,还专门就“什么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政权机构、政权形式”等民主建设问题作过系统论述。华北人民政府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他的成立,从组织上和实践上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设作了准备。建国初期政务院的许多部、委员会,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基础上组建的。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组建各级人民政府,他先后主持起草了八个关于省、市、县、乡的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使人民政权建设,纳入了法制化、制度化的轨道。

 董老关于政权建设的思想,还体现在他对党和政权机关关系的论述中。董老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要由共产党领导,但党领导着国家政权,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他一贯主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该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组织的职能。”董老具体指出,“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应当是,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法给予确定的指示;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去工作”。在论及党及人民的关系时,董老说,我们从事革命的人决不是为着个人的利益,而是为着人民,主要是为着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是为了人民要“坐天下”,才和人民一道去“打天下”的。他形象的比喻,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代表和政府干部是人民的“长工”。董老反复强调的这些政治主张,不仅是执政之初我们党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及加强党的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董老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论述也是他思想宝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947年董老从延安转战到华北后,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朱德总司令称他是经济总司令。董老领导除东北地区以外的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力的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为了防止滋生腐败现象,董老非常鲜明的提出反对党、政、军机关从事商业活动。为了统一解放区的财经工作,同时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在三大战役未进行之前,他于1947年8月1日就向中央提出筹建中央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任务,并于同年10月2日,正式向中央提出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建议,迅速得到中央的批准。1948年5月,董老召开建党以来首次金融贸易会议,重点讨论建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必须解决的问题。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正式成立,并发行了第一版人民币。董老的这一重大的举措,不仅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平津、上海等大城市以及解放全大陆,从经济上提供了极大便利,而且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财政统一、恢复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条件。

董老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执着奋斗的一生。我们研究董必武思想,还应学习他的共产主义精神。他的一大爱好是读书,尤其始终热心学习马克思主义,根据具体情况实践马克思主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坚贞不渝。在临终前他所做的最后一首诗《九十初度》中,仍饱含着他的这一信念,他写到:“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董老一生淡泊名利,常把自己比喻是“补补丁的布头”,戏班中的“龙套”,乐队中“敲边鼓的”。董老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就像一块布头,党需要把我们补到哪儿,我们就补到哪儿。朴实的话语中,体现了董老的高尚品德。他一生做到了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至公至正、无惧无畏,尤其在重大问题上,他历来反对人云亦云、凭风办事,力求实事求是,显示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节和高贵品格。董老不愧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我们的学习榜样。在当前进行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我们就是要向董老学习,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学习他们崇高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付诸实践。

 江泽民同志在《董必武》画册出版暨董必武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指出:“我们纪念董必武同志,一定要学习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继承和发扬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和革命风范。”董必武思想就是董老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好好学习它、研究它、实践它、发扬它。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最近刚刚闭幕,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绘制了我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我们研究董老思想,就是要为今天的实践服务,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服务。我希望,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会要团结各界人士,联系和组织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部门有研究能力的同志,采取多种形式,拓宽研究领域,紧紧围绕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目前尤其要紧紧围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广泛、深入地研究、探讨董老的思想,拿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树立和落实发展观,为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出我们的贡献。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