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董必武的政权建设思想——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例

2012-06-11

摘要: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特別是在主政华北时期,他带领华北解放区人民,从理论与实践上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践,丰富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思想,并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值此在建党9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与研究华北人民政府的政权建设思想,仍具有学术求真的史学意义和以史为鉴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董必武;华北人民政府;政权建设思想

1948年,解放战争已经步入后期,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当即决定建立统一的华北人民政府。是年9月26日,董必武就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率领当选的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与全体干部就职视事,宣告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华北人民政府在新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为从“游击到正规,手工到工业,乡村到城市”[1]的一个“转型时期”的政府,聂荣臻指出:“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中央是试图以此作为一个国家的蓝图来试点的。”[2]华北人民政府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一次成功预演,是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机构基本上都是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董必武同志作为华北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就任伊始,即多次强调华北人民政府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3]认为“政府是政权机关,是掌握国家权力的”,政府工作人员“要重视政权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形成了许多开拓性的创举,并大多数已初具规模,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体系,使之建设成较为完备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在现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程中,重新审视与研究董必武在华北人民政府中的政权建设思想,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领导仍具有极重大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

一、国家政权建设的物质保障:经济先行

华北人民政府自成立之日起,董必武就把经济工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他在主持制定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同时,还颁布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办法,推动各项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一)因地制宜,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华北人民政府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的地区,积极解决土改中的遗留问题,补发土地证,确定地权,废除农业统一累进税,实行按土地常年应产量计算的比例负担制,以便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充分提高农民的积极性,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在土地改革尚未完成的地区,适当调剂土地,使所有农民都可以获得大体相当于平均亩数的土地,但又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在边沿区、游击区和新解放区一般采取减租、减息和合理负担的政策。[4]在分门别类解决各种问题之后,华北人民政府相继颁发了《关于冬季生产的指示》和《关于冬季生产贷款的指示》,帮助广大农民解决发展生产中的困难。此外,华北人民政府还要求各级政府,采取各种办法和措施,组织、领导和扶助群众生产,如:在自愿等价交换原则下,继续发展农业的生产互助组织;动员组织广大妇女参加劳动,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局面;大力提倡发展副业等。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极大地推动了华北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二)全面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努力恢复、发展工商业。华北人民政府为改组城乡经济关系,加强城乡互助,逐步实现城市领导农村这一任务,董必武认为应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国营的、私营的和合作社的诸种经济都要发展。”[5]但“要有计划的发展国营经济,使其居于领导地位,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6]华北人民政府组建了华北钢铁公司、华北电力公司、华北机械制造公司、华北化学工业公司、华北窑业公司,使这些大型国有企业居于国民经济的领导地位,并迅速改善经营管理方法,提高国营企业的生产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与此同时,华北人民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城市工业与农村副业的有机联系和交流。坚决贯彻执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颁布工商业税则,加强对市场的管理,做到有计划地吞吐物资,控制物价,克服了市场的盲目性。此外,董必武还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业发展方式:“在今年经济计划中,主要恢复轻工业,同时注重重工业的设置。”[7] 

(三)整顿金融秩序,统一华北货币,创立中国人民银行。我党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体系,始于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停止法币行使的布告》。但在华北地区统一以前,各个解放区基本上各自为政,各自发行相对独立的货币,其中包括冀币(含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等多种货币。各种不同的货币互不通用,比价不固定,又交叉出现,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乱,使各解放区正常的商业贸易受到阻碍,商品不能顺畅交换,人民群众蒙受了不少损失。

1948年12月,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和副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发布了《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命令》,指出:“为适应于国民经济建设之需要,特商得山东省政府、陕甘宁、晋绥两边区政府之同意,统一华北、华东、西北三区货币。……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银行合并为‘中国人民银行’,以原华北银行为总行,所有三行发行之货币,及其对外之一切债权、债务均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承受。……于本年12月1日起,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钞票,(下称新币),定为华北、华东、西北三区的本位货币,统一流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及一切交易,均以新币为本位币。新币发行之后,冀币(包括鲁西币)、边币、北海币、西农币(下称旧币)逐渐收回,旧币未收回之前,旧币与新币固定比价,照旧流通,不得拒用。”[8]至此,正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使全国金融统一迈出了最重要的一步,初步实现了财政、金融、贸易等方面的统一。

董必武对农业、工业的诸多理论与实践内容影响深远,其经济先行的思想更在中共十三大时作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的一个内容被明确提出,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正如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也进行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只有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才能筑牢国家发展繁荣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全国各族人民幸福安康的强大物质基础,才能筑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9] 

二、国家政权建设的法律保障:依法办事

从秦到清的两千多年间,中国政体的主要形态是以“人治”为主的中央集权专制。华北人民政府在成立之初就把“法制”和“依法办事”理念摆在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高度,更显得难能可贵。而作为“法制”主要提倡者与推行者的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早年间曾经负笈东瀛,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科,系统的学习了日本的法学思想,归国后也曾在武昌创办律师事务所从事实务,对西法以及旧法有着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他经常谈到的一句话是,“‘恶法胜于无法’,意思是说我们的法虽然一时还不可能尽善尽美,但总比无法要好。我说‘恶法’,是指我们初创,一时不完备的法。”[10]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国家要依法办事,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董必武领导着华北人民政府,日夜筹划建设人民民主法制工作,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与努力。

(一)创立人民法典,保证“有法可依”。1949年4月1日,董必武签署《为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法律的训令》,明确指出:“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法律,是为了保护封建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与镇压广大人民的反抗,……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枷锁”,“旧的必须彻底粉碎,新的才能顺利成长。”[11]在短暂的时间里,华北人民政府先后制定了涵盖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医疗卫生、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共一百多项新民主主义的行政法令、法规。在经济上,有《华北区工商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华北人民政府关于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决定》、《华北区商标注册暂行办法》等;在文化教育上,有《华北人民政府关于颁发普通中学师范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成立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决定》、《华北文化艺术工作委员会组织规程》等;在军事上,有《华北军区人民武装部关于加强支前民兵民工组织领导及教育训练的指示》、《华北军区关于民工支前工作的报告》等;在医疗卫生上,有《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管理医疗用品营业的暂行的规则》与《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管理成药暂行规则》等;在社会管理上,有《华北人民政府关于调解民间纠纷的决定》、《华北区禁烟禁毒暂行办法》、《华北人民政府关于颁布华北区城市处理乞丐暂行办法》等。由于这批法令、法规得到比较认真的贯彻实施,从而为华北人民政府依法执政和各项工作迅速走上正轨铺平了道路,并为后来中央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建立健全新民主主义司法体系,贯彻“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古人云:“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如果有法不依或者违法不究,那么再好的法律也不过是“绣花枕头”。由于华北地区刚刚获得解放,国民党特务与土匪活动依然猖獗,阶级斗争和政治局势依旧不容乐观。尽管华北人民政府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法律,然而由于司法人员的“人治”观念往往远大于“法制”,司法工作中不尊重人权的现象普遍存在,扣押、打人、甚至随便判处刑事处罚现象也就屡屡发生。董必武认为实行法治最大的问题不在立法,而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蔓延,华北人民政府制定并施行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来保证“法制”的落实。

首先,完善审判制度。《华北区村县人民政权组织条例》规定:“县人民法院审判案件时,除法律特别限制者外概为公开进行,各有关人民团体并得派员陪审。”[12]《关于复核死刑案件的通令》规定:“令各行署、各直属市专署及各县、市政府处理死刑案件的审判工作,必须遵守毛泽东所指示的三个条件,即:一、禁止肉刑;二、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三、不得指名问供。研究案情决定判罪,要由该政府各级负责人组成司法委员会,但必须有审判负责人参加研究与决定。”《关于统一各司法机构名称及审级的通令》规定:“规定县司法机关为第一审机关,行署区人民法院为第二审机关,华北人民法院为终审机关。”[13]这些条例不仅使得司法机关的行为在极大程度上透明化,更有效的保障了人民诉讼的公平与公正。相关的大部分内容均为现代法律所借鉴,成为了现代法律的序曲与前奏。

其次,严肃处罚违法公务人员。董必武要求司法工作者和公务人员要为守法作出表率,这得到了时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谢觉哉同志的支持:“我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没有经过资本主义民主革命,守法的习惯很差。这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做好。但首先是工作人员,要守法,要以身作则”。[14]对于违反行政法规的公务人员,华北人民政府进行了坚决的处理,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如行政人员魏仁忠等四人贪污腐化被开除政籍;公安部总务处长张国安,因擅自支取巨额经费存入私人银号被给予警告处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未经请示自行用款盖房子被通报批评。[15] 

华北人民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种种作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政权建设史上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人民政府不仅制定了前所未有的诸多法律法规,而且已开始走出那种单纯将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立足于民主基础上的人民法律体系,其已孕育出我国现代依法治国的法制理念的萌芽,呈现出一个成熟的现代政府的特征。尽管在文革期间一度陷入泥淖,但这一时期的法治理念和法制实践却在改革开放后的以延续和发展,直至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正式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治国方略。江泽民同志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16]

三、国家政权建设的文化保障:教育与科技同举

华北人民政府初建时期,尽管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和生活,但文化教育与科技问题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明确指出:“为了适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建设,为了支援大规模的解放战争、争取全国胜利,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努力发展文化教育工作。”[17] 

首先,董必武领导华北人民政府对高等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一方面保持原有大学的正常教学秩序,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要求,进行整顿和改革,如对南开、北大、清华、北洋、师大等进行了院系调整,北平政法学院改为政法大学。另一方面还根据形势的发展的需要开办新的高校,先后兴办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农业大学等高等学府。院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1949年6月6日,董必武主持召开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成立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意义与任务作详细说明。会议研究讨论了成立招生委员会、招考原则;毕业生的训练与分配;文物图书管理;私立大学院系调整及课程改革等问题。[18]在董必武和华北人民政府的努力下,华北的高等教育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打下了坚实基础。

其次,华北人民政府对中小学教育也进行了整顿与恢复。根据董必武在华北局各部联席会议上提出的首先应该整顿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中小学教育必须正规化的指导思想,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以整顿中学教育为中心环节,大力抓老解放区中小学的恢复、整顿与发展。1948年9月,华北人民政府召开中等教育会议,会议总结了过去中学教育中的成就,批判了在战争环境下所形成的游击作风、无制度无纪律现象和经验主义偏向,制定并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明确了中学及师范学校的方针、性质和任务。至1949年春,整顿工作大体告一段落,教职工与学生的积极性被较充分的调动起来,教学工作显著改进,教学效果大大提高,新的正规教育制度逐渐形成。

华北中等教育会议所确定的克服游击作风、加强文化教育、向正规化方向迈进的方针,对建设新民主主义小学教育事业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经过大半年的整顿与建设,全区的小学教育不但已经全面恢复,并且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为进一步明确小学教育的实施方针,制定统一的标准制度,解决当时存在的问题,华北人民政府于1949年5月21日召开华北小学教育会议,董必武亲临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他说:“目前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华北地区已经完全解放。今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各种建设,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建设,教育工作在建设中占很重要的地位。”[19]会议讨论通过《小学教育暂行办法》和《小学教师暂行服务规程》,并具体规定了学制、课程、编制、教导原则与各项制度,也就是小学教育正规化的标准。此次会议,还对当时存在的师资力量、经费、教材、领导等几个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和措施。

此外,董必武和华北人民政府还十分重视科技的发展,颁布了《华北区奖励科学发明及技术改进暂行条例》,对发明者进行奖励与资助。董必武重视教育与科技的思想经过建国后数十年的实践检验,在改革开放后被党和国家作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而提出,即科教兴国战略。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所强调的:“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核心,教育是基础。”[20]

结 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也完成了其历史使命。1949年10月28日,董必武发布命令:“本府定于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停止办公。”[21]虽然华北人民政府从成立到撤销仅仅一年零一个月,但在这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华北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教育事业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奠定了基础,并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管理经验。董必武作为主要的领导者,在这场新政权的早期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卓越贡献,彰显了一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本色,在中国革命政权建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简言之,董必武与华北人民政府不仅在依法治国、经济建设、科教兴国等方面的建设上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政权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政权的组织建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方面也有重大建树。他在华北人民政府政权建设中的种种作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仍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尽管从现在来看,华北人民政府的这些措施均存在着诸多缺失与不足,然而,“现在”的我们不应将历史简单地看做过去,或者看做一个过程的完结,而应把历史看做“现在”的在场。正确的方法是,把自己看作是历史真诚的读者。一个读者对历史不享有为所欲为的权利,相反,必须坚守冷静、温和与克制的立场。[22]如此,方能体现董必武政权建设思想在华北人民政府建设中的可贵。

注释:

[1]《刘少奇年谱1898—1969》,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48页。

[2]《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3月,第686页。

[3]《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215页。

[4]《董必武传(1886—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第616页。

[5]《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206页。

[6]《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325页。

[7]《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325页。

[8]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3月,第309页。

[9]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07-02(2)。

[10]《董必武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218页。

[11]《董必武法学文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06月,第14—15页。

[12]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95页。

[13]《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317页。

[14]《谢觉哉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 650 页。

[15] 魏仁忠等四人贪污腐化目无组织纪律,行署决定开除其政籍,新华日报,1949-05-26(1)。

[16]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第327页。

[17]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21页。

[18]《董必武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第331页。

[19]《董必武传(1886—197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第624页。

[20] 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04-25(2)。

[21] 中央档案馆编:《共和国雏形——华北人民政府》,北京:西苑出版社,2000年3月,第175页。

[22] 王人博:《被创造的公共仪式——对七五宪法的阅读与解释》,《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