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必武的宪政思想与实践

2012-06-11

【摘要】董必武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宪政思想与实践主要表现在:通过立法贯彻宪政精神,维护人权;为实现国家民主政治殚精竭虑,英勇战斗;运用宪政精神阐述党与政府,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的宪政思想与实践主要表现在: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始终不渝地维护宪法的地位和权威;坚持民主政治原则,保障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遵从宪政精神,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

关键词:董必武宪政思想、民主宪政、法制社会。

导 言

董必武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他长期担负党和国家政法方面的领导工作,参与、制定一系列重要的政治决议、法律、法规,这种地位不仅有利于他博闻强识,又要求他去关心各种政治、法律问题,并对此发表意见,提出解决的办法。所以,他的政法理论十分丰富,涉及到众多的领域与层次。

笔者对董必武的法律理论形成及内容曾进行过较系统地研究,撰写了《董必武的法律理论与实践》一书。虽然过去了十几年,但笔者却越来越感受到他对政法方面的论述,其真知灼见仍然是我们今天依法治国中需要不断努力做到和追求的目标。

笔者认为董必武作为一个封建没落时代的秀才,之所以能毅然决然地参加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其后东渡日本专攻法律学,回国后又从事与法律事务相有关的活动,这一切都与他青年时代深受西方宪政思想影响有关。其实,就“宪政主义”而言,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理论体系,并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发展建构起了根本的原则,成为代表西方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果。不仅如此,它还对当代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等各方面也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所谓“宪政”,实质上就是政治哲学、法哲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其核心思想“民主政治”,其表现形式“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由此,人们在理解宪政时,也往往是从权力与权利两个维度来解读和认识它。纵观董必武的政法理论,不难看出其理论中始终贯穿着宪政性原则。例如,在董必武看来,民主与法制之间,首先应该解决的是民主问题,其次才是法制问题。没有民主的法制,不是法制而是专制。但是,没有法制的保障,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权利。而这就是宪政性原则,

然而,我们过去对“宪政主义”、“以人为本”、“民主政治”等命题几乎不敢涉及,似乎那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其实不然,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早就存在这些内容。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试图从权力与权利两个主题出发,全面论述现代国家观。这其中,以人权的宣布与选举权等内容构成权利主题的两个方面,即政治权利与个人权利;而以立法权、执行权、司法权等内容构成权力主题的三个方面,即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方面的权力。由此可见,马克思正是从权利与权力两个方面入手来阐释现代民主政治的特征。尔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现代民主政治的思想,开创与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新时代。

董必武作为开创与建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主要参与者,其巨大的贡献众所周知。由此,我们在学习和研究董必武的政法理论时,切不可忽视构建理论基础的宪政性原则。而只有准确地领会和掌握了这一原则,才能变成指导我们工作的行动指南。

为实现新民主主义宪政而奋斗

1940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召开的宪政促进大会上对新民主主义宪政作了精辟的演讲。他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他还说:“中国缺少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了我们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派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1】由此可见,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宪政,则必须首先解决民主政治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实行宪政只能是一句空话。

董必武生于19世纪未,成长于20世纪初。此时的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国家贫弱,民生凋敝,整个社会孕育着一场深刻的政治大变革。而董必武早期的宪政思想和实践也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历史坏境之中。

董必武虽然在青年时期就考取了清末秀才,但仍十分憎恨封建专制社会,有两件事曾引起他巨大震动。一件是1903年,湖北黄州府8县会考时,一位广济县廪生因进场时拒绝衙役侮辱性的搜身检查,结果被活活打死。另一件则是他到武昌应乡试时路过抚台衙门,见门口旁挂了许多牌子,驻足观看了一会,便遭到衙役一顿毒打。这两件事对董必武刺激很大,他为旧中国没有保护老百姓的法律而感到悲哀。此后,他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对西方宪政思想有所了解,认为国家只有实行了宪政主义才能彻底摆脱封建枷锁的束缚,从而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所以,当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积极投入,始终战斗在第一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他为之欢呼,并对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表示拥护,认为这些法令体现了民主政治精神,是保护人民的法律。由此,他对法律学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便东渡日本,考入东京神田区日本大学法律科,以自己的行动为在中国实现宪政制度而奋斗。

董必武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宪政思想和实践活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立法中贯彻宪政精神,运用法律形式保障人权,维护革命秩序。1926年9月,大革命的风暴席卷武汉。当时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主持工作的董必武在立法中贯彻宪政精神,运用法律形式保障人权,维护革命秩序,纠正运动中存在的“左”倾错误。据不完全统计,武汉政府时期,由董必武亲自主持制定、审议通过的政纲、法律、法规、条例就多达几十件,包括各个方面,诸如政纲、组织、军事、刑事、劳动、行政、教育、民事、经济、诉讼等。而这些政纲和法律、法规、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开创了中国法制史上的新纪元。

例如,《湖北省临时工厂条例》就是一部充满人道主义,保障人权,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保护妇女、儿童的法律。《条例》将工厂主不得使用未满十二岁童工放在首位,因为雇佣童工,违反了人类基本道德。未满十二岁的孩子,无论从哪个方面说都远未成熟,达不到做工的要求。雇佣他们做工,其意是在摧残,实属野蛮、落后、丑恶之行为。《条例》明确规定“工厂主不得使用未满十五岁之童工及女工,从事于午后九时至午前五小时间的工作”;“工厂主不得使用童工及女工,从事下列有危害性,及有妨害卫生之工作:(甲)危害工作之种类(共计五条),妨害卫生工作之种类(共计七条)”。《条例》还进一步规定了工厂主付给工人工资的最低限额,规定了“工厂工作时间每日至多不超过十小时,每星期休息一日。”【2】

总之,《条例》从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出发,用法律形式,规定了工人群众最基本的合理要求。而这些要求并不过分,工厂主完全有能力承担。这说明,董必武等人在制定《条例》时经过详尽调查和仔细研究,既反映了工人群众最基本的合理要求,又充分考虑到工厂主的经济利益,符合当时的客观条件。虽然《条例》的颁布还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受压迫的状况,但从劳动立法的角度说,它是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法令,这也为尔后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制定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再如,关于严格法律手续,依法办事的问题上,也充分反映出了董必武的宪政精神。由于当时处于激烈的革命风暴时期,革命群众冲破了封建军阀的法律秩序,但新的法制还正在建立过程中,因而也就很容易出现一些不按法律手续办事的现象。再加上“中国工人(中国人民同样)没有法律神圣的观念,他们看惯了法律只是统治阶级压迫被压迫者的工具”。【3】所以,出现不依法办事的状况也就频频发生。诚如邓小平所指出:“那时候武汉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那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凋敝了,损害了革命政权的经济基础。”【4】不仅如此,当时的革命群众团体还出现了

乱捕乱杀,刑讯逼供,随意没收他人财产等违法现象。为了及时地纠正这种“左”倾错误,董必武参与制定了《武汉政府关于逮捕手续的命令》、《禁止民众团体自由执行死刑条例》等法规,严格规定了逮捕人的法律手续和判处死刑的审判程序。其他方面的法规、条例,董必武也都参与了审定和修改,并坚决按此执行。如审判独立、公开审判、辩护制度等。而这些都说明了董必武所具有的宪政精神。因而才能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清醒头脑,既支持革命斗争,又坚定地维护革命法制的权威。

其二,为实现国家民主政治殚精竭虑,英勇战斗。宪政的核心思想是“民主政治”。而对“民主”这一概念,古今中外无数思想家、政治家们可谓宏论迭出,典籍充栋。

列宁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5】在这里,他指出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包含着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国体和政体。国体是民主的内容,说明哪个阶级享受民主,享受什么样的民主。政体是民主的形式,是指民主内容相适应的组织、制度等。民主的内容决定民主的形式,服务于民主的内容。

毛泽东赞同列宁的观点,同时他还认为,民主是一个运动,是一种组织原则和政治路线。不仅如此,它还是一种思想作风、工作方式或手段。

董必武对“民主” 这一概念虽然没有像列宁、毛泽东那样作专门的论述,但他在现实活动中却为之而努力和奋斗,并在一些文章和讲话中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具体的阐述。

董必武与毛泽东一样,首先将民主看作是一个运动的全过程。正因如此,他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当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达到此目的时,又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1915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表现了为实现民主而献身的精神。他指出:民主之实现,必须进行斗争,“我尽所以善之”,“做得一分是一分”,为重新改造中国而奋斗。【6】董必武认为,民主的实现,首先应体现在政治上,无政治上的民主,民主便无从谈起。

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出席国民参政会,他利用这个合法的地位,在会议上多次公开指出:“我国政治应以民主及法治为基础”,“国人提倡民主及法治,虽已有四五十年之历史,但无从五年不断之推行”。因此,要想使中国成为一理想的近代自由的国家,必须有“民主及法治之稳固基础”。他在总结民主政治的进展时指出,过去十年来,虽有某些进展,但这实为少数人所造成,“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应有之制度既从未确立,守法之精神亦至不普遍”,“故此时不能不急求逐渐增加人民参政之权力。”与此同时,他还认为,只有在实现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国家法律化才能获得保障。“我国既以法治为理想之目标,政府今后一切行动,须绝对以现行有效法律为根据,若行动自行动,而法律自法律,则法律既不足以示信上下,亦不能养成守法之习惯。”【7】为此,1939年2月,董必武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大会上提出了《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案》,要求国民政府对各党派给以法律上的保障,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此提案在讨论时遭到了国民党参政议员的反对,董必武愤然退席,以示抗议。

在当时的中国,民主政治都包括哪些方面呢?抗战胜利前夕,董必武在《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口号和任务是,实行民主政治。在行政和议事机关,包括各阶级、各党派和一切抗日人民的成份,大家都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都在一起商讨和决定事情,并且一致实行这些决定。同时不分男女、阶级、信仰等等,人人都有言论自由、出版、集会、结社等等自由,都可以组织团体,团结各种职业、各个阶级的人民,参加抗日的工作。”【8】在这里,董必武对抗战时期的民主政治内涵给予了明确的说明。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国内实现和平,反对一党专制,董必武担任了中共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团副团长,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董必武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应以国内各党派、各阶层人士为基础,共商国事,实现民主政治。当有人提出政治协商会议的意见交给政府执行,如果政府不执行怎么办时?董必武当即回答道:“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有权建议交政府执行,但如不执行,这不是代表应怎样,而是要问大家应怎样办?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是各方面选出来的,……因此,在执行决定上,是应由社会力量来监督的。”【9】在这里,董必武提出了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指出了只有实现民主政治,彻底结束国民党一党专制,才能使国家法律化,人民通过法律手段监督、管理国家事务。

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会议上,董必武代表中共代表团作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施政纲领的意见报告,他就民主政治等问题指出,各党派需长期合作,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人民应有身体、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徒、营业、游行示威、免于贫困、免于恐怖之自由”。为保证上述措施得以实现,他就此又提出了“筹备国大,制定宪法”,“实施地方自治,废除保甲制度”,“改组军事委员会成为各党派共同领导之机构”,“改革文化教育,废除党化教育”等十项主张。这些意见和主张的提出,给了全国各党派、各阶层人民以极大的鼓舞,推动了民主潮流的发展。

正当董必武和中国共产党人及各民主党派人士为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四处奔走之时,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发动了全面内战。董必武闻此噩耗,十分悲痛和愤怒,挥毫写出《争民主的牺牲》,指出:“李、闻二先生是为争取和平民主,为维护政协决议而死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和战士李、闻二先生以及其他为民主事业牺牲了的先烈,虽然死在你们的魔手之下,但是更多的民主战士将不是低头畏缩,而是更团结,更勇敢地继续举起民主主义的光荣旗帜前进。”【10】

其三,运用宪政精神阐述党与政府,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限制权力”与“保障权利”是解读和认识宪政的两个维度。如果没有这两个维度作支撑,宪政就只能是一句空话。1940年8月22日,董必武在陕甘宁边区县委书记联系会议上对这两者的关系作了系统地论述。他指出:“政府是政权机关,它必须真正有权,而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虽说如此,但是,“党对政府的领导,在形式上不是直接的管辖。……党不能对政府下命令。”“党只能直接命令它的党员和党团在政府中做某种活动,起某种作用,决不能驾乎政府之上来直接指挥命令政府。”这就说明了,党对政府只是政治上的领导,而不是包办政府的工作。如果党包办政府的工作,那么“政府有名无实,法令就不会有效。”【11】 董必武在这里清楚地划分两者之间的关系,限制了党权对行政权的干涉,从而使行政权独立于党权,才能有效地保证法令的畅通。

再者,董必武对政府使用权力的过程也作了限制。他指出“边区政府的权源出于群众,政府负责人是群众代表选举出来的,这已表明政府和群众关系的密切。……政府要倾听群众的呼声,采纳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生活,保护群众的利益,但这还不够,还要使群众敢于批评政府,敢于监督政府,一直到敢于撤换他们不满意的政府工作人员。这样,群众才感觉到政权是他们自己手中的工具,政府才真正是他们自己的政府。”【12】在这里,董必武对权力的来源,权力的监督,权利的保障都给予了明白无误的说明,符合宪政精神。

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鞠躬尽瘁

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革命时有句名言,他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1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者在夺取全国政权时的确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那时,与暴力革命相适应的是革命法制,即以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为基础,维护革命秩序。如果当时革命被旧法统所约束,革命也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然而,当新民主主义革命完结,进而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宪政制度、依法治国就成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此时如不及时地将“革命法制”引向宪政,那么势必会造成国家的管理陷入混乱,民主政治无法实现,权力监督难以落实,权利保障无从实施的局面。董必武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他这一时期的政法理论也最能体现其宪政思想,直至今日仍然是我们依法治国的宝贵财富。

由于国情、文化背景和政治信仰的不同,中国在实行宪政和法治建设中与西方国家的宪政在形式上有着很大的不同,但究其宪政的精神却是相一致的,即实行民主政治,监督和限制权力的运用,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董必武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鞠躬尽瘁,作出十分重要的贡献,而他的宪政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参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始终不渝地维护宪法的地位和权威。所谓“宪政”制度,首先要有宪法,而后才能谈宪政问题。所以,制定宪法是实行宪政基础。早在1949年9月,当新中国即将成立之时,董必武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委托,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制定和修改。1953年,当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前夕,为了更好地研究和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全国性质的法律团体——中国政治法律学会,由董必武担任会长。学会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地开展研究工作,从多方面论证了宪法的基本内容、写作条款和形式,为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随后,董必武又成为我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参与制定、审议宪法的全过程。可以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凝聚了董必武的大量心血,为中国建立起宪政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新中国是从旧中国脱胎出来的,因而人们对法律的意识十分谈薄,存在着浓厚的轻视法制的思想。如果不从根本上彻底铲除这一思想,即使有了宪法人们仍然会视若罔闻,宪政的实施只能是一句空话。为此,董必武一再强调要培养公民的法律意识,增强党员、干部守法的自觉性,并针对轻视法制的思想,从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思想根源进行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指出了产生的原因以及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危害。

不仅如此,为了维护宪法的地位和权威,董必武还对什么叫法制进行解释。他指出:“现在世界上对法制,还没有统一的确切的解释,我们望文思义,国家的法律和制度,就是法制。”【14】“简单地说,国家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国家。”但“法制这个东西,是人制定的,不是天生的,你们看,宪法不是我们制定的吗?”【15】而对于人民民主政权的宪法性法律的发展,董必武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总结:

一是在政权性质上,由工农民主专政经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最后发展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使民主政权的阶级基础越来越广泛。

二是在政治制度上,由工农兵代表大会制经抗日人民参议会制发展为人民代表制,从而使人民民主政权更能代表人民的意愿,制定出的法律更能反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三是在经济体制上,由消灭封建剥削到削弱封建剥削再到以消灭封建剥削为主的全面的经济制度,从而体现了人民民主政权的反封建宗旨和灵活政策的正确结合。

四是在人民的权利上,由工农兵独享权利经抗日人民享受权利,到全面的民主权利,从而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对人民平等、自由权利的发展。

通过对上述的总结,董必武指出:“我国法制建设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依据宪法,重新制定了一些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制度的各项重要的法律、法令”,【16】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和扩大了人民民主权利。而对于某些违反法制现象,他也毫不留情给予严厉地批评,“我们国家法制是人民意志的表现,所以,违反国家法制,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17】

其二,坚持民主政治原则,保障人民行使民主权利。由于国情、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国家在宪政体制上有着很大的区别。西方国家在宪政分权上采取的是三权分立,规范和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中国则不同,其宪政体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府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各级政府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虽然中西方国家在宪政形式上互不相同,但其最终目的却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保证民主政治的实现,规范和监督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因此,各国宪政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符合本国国情,文化背景,人民拥护,就行的通。

中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有着较深远的历史渊源,也是表达民意最充分的民主政治。董必武认为,民主作为一种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国体和政体两个方面。国体是民主的内容,而政体则是民主的形式,即与民主内容相适应的组织、制度等。当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后,国体的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其相配的政体也必须随之而变化,以求相适应。政体的变化所体现出来的,就是民主的形式。为此,他指出:“全国各地人民解放后获得了空前的民主自由,但人民享受的民主自由的实质,必须有一个民主的组织形式把它固定起来,否则民主生活是不巩固的。”【18】但这个固定的民主的组织形式如何表现呢?他又进一步指出:通过人民群众的民主选举而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这个固定的民主的组织形式。它不仅“代表我们政治生活的全面,……表示我们政治力量的源泉”,同时也是“最好的基本的组织形式,它是最民主的、能包括一切人民群众的组织” 【19】

在董必武看来,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最能体现民主政治,表现人民享有管理国家事务权力的形式,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首先,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具有最大的广泛性,它包括除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以外的其他各阶级、各阶层人民,通过民主选举而产生。这样就能从根本上保证大会所作出的决定、制定的法律是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避免少数人的专制主义统治。

其次,各级人民政府,是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给的,它的工作要受人民代表大会限制,规定了才能做,没有规定就不能做。如果有紧急措施,做了要向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错了要受到批评,一直到受到罢免的处分。”【20】这样,各级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下,按照人民的意志履行自己的职责,从而“使人民代表和人民能够切实地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21】

再次,董必武认为,要保证领导决策的正确性,就必须真正地发扬民主。“凡事认真地发扬了民主,把人民政府的一切重大问题都交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在大会和小组会议上展开讨论,并且充分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地方,那里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能得到发挥,政府工作就有朝气,就可以少犯或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22】为此,董必武强调指出:这样的民主政治实质上比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要广泛得多,深刻的多。它不仅真正体现了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的管理工作,同时也表明了,只有在广大人民真正享受了民主权利的前提下,人民的利益才能从根本上获得保障。

由此可见,董必武十分重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调民主政治在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所强调的民主政治,并不是空谈的民主政治,而是从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来论述民主政治的重要性。他对某些人找各种借口,违反人民民主制度的做法,不仅给予了严厉的批评,而且还结合战争年代某些特殊的做法给予了正确的解释。他指出:“在我们人民民主国家中,任何不重视人民民主权利,违反人民民主制度的现象都是不能容许的。我们过去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为了及时地执行各项迫切的任务,在高度发扬群众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觉悟的基础上,主要地依靠直接动员群众的方式进行工作,因而不可能采取比较完备的民主形式来解决各项重大问题,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着有可能采取比较完备的民主形式,并且国家政治制度已有明确规定的时候,那种习惯于简单方式处理问题的做法,就完全不合时宜,而且是违法的了。”【23】

其三,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实行宪政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遏制权力的滥用。维护司法公正,则是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武器。然而,“司法活动要具备一定的形式。”【24】而这个形式主要表现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审判问题历来就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它所涉及的面很广阔。公正的审理与判决,必然起到惩恶扬善的作用,使人们更加尊崇法律,服从法律,依照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不公正的审理与判决,必然造成草菅人命,冤狱遍地,促使人们产生蔑视法律的思想乃至行动,从而导致社会动荡。董必武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敏锐眼光,洞察司法审判的利弊得失,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司法审判理论。这些理论作为一种方针政策,对指导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

审判作风是指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工作作风和态度,这对审判结果至关重要。董必武关于审判作风的一系列真知灼见的论述,可概括为:注重调查,弄清事实;依据法律,量刑准确;有错必纠,冤案平反。这六句话既全面反映了董必武求实唯真的工作作风,同时也体现了维护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宪政精神。

“注重调查,弄清事实”,是确保审判公正的前提。董必武多次强调审判工作必须以“‘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的审判原则办事”。【25】他认为,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革命胜利后和平建设时期,审判工作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这个基本原则。董必武之所以重视、强调审判作风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考虑:

1、有助于克服“先入为主”的主观办案作风。注重调查是弄清案情事实的唯一方法。董必武认为,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首先对案情事实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事实要分析,要用脑筋。不然,有了法也依然要犯错误。”【26】其次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任何偏听偏信,主观臆断,轻信口供,不重证据的审判作风,不仅妨碍审判工作正确进行,甚至有可能宽纵犯罪分子,冤屈善良人民 。对此,董必武指出:“检察院提出公诉后,审判人员仍应负责客观地调查案内全部事实,审查案内全部证据,……检察院所提出的事实和证据要审查,被告人方面所提出的事实和证据也要审查。审判人员对双方所未提出的事实认为有必要的也应主动调查。审查证据也不以双方提出的为限,审判人员也有权调取新的、必要的证据。”【27】他还认为:“对一些原审认定事实不清的重大或疑难案件,派人到原审人民法院协同进行深入调查,彻底弄清案情。这就不但使这些案件得到正确处理,而且帮助有关人民法院纠正了处理某些案件上所反映出来的那种忽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片面根据书面材料办案的不良作风。”【28】

2、有助于杜绝刑讯逼供的违法行为。董必武认为,“先入为主”的主观办案作风,不仅给正确的审判带来危害,而且还极易引发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因为,“法院在审判案件时没有本事把案件弄清楚,就采取诱供逼供、变相肉刑、甚至肉刑,这是完全错误的。”【29】对此行为,他曾愤怒地批评道:“司法工作当前的严重问题有两个:就是错捕、错押、刑讯逼供和错判、错杀。”【30】在这里,既表明了董必武捍卫人权的决心,又体现出他坚决反对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所采用的任何形式的刑讯逼供做法。董必武认为刑讯逼供也是一种犯法行为,并毫不客气地提出警告:“还有再犯乱捕和刑讯逼供的人,那就应当受法律制裁。”【31】

3、有助于认定是否犯罪,是否处刑。事物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鉴于此,董必武指出:“必须把客观情况了解清楚,然后加以分析、研究。……纵然是很复杂的问题,经过正确的分析,也总会分清敌我与是非关系的。”【32】因此,他十分注重收集能够证实被告人有罪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他认为,对一切案件的处理,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对于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而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对被告人定罪处刑。

而“有错必纠,冤案平反”,更是促进审判作风改变的有效方法之一。董必武指出:“处理错判、错杀案件是关系到人民生命财产和党与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的问题,我们应当认真地、严肃地、仔细地去处理,那种简单、粗暴、鲁莽的态度是有害无益的。”【33】因此,他要求人民法院“对已经判决的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进行了检查,把查出来的错判案件,依法进行了改判。”他认为,“这样做,不仅及时地发现和纠正了错误,而且提高了审判工作人员的政策思想水平和法律科学知识,对进一步提高办案质量,有着积极的作用。”【34】董必武之所以坚持“有错必纠,冤案平反”的原则,是因为可以达到以下几个目的:

1、重视案件的申诉处理。董必武认为,“通过对这些申诉的处理,不仅纠正了一些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不当的判决,而且对于提高本院和下级人民法院的办案质量,加强审判人员的法制观念和改善审判作风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35】

2、加强信访工作,倾听人民意见。董必武认为,“人民群众积极地协助人民法院核对证据事实,还对某些判处不当的案件提出意见,这就使人民法院有可能在更大程度上,避免和减少错案的发生。”【36】董必武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处理来信和接待来访工作,是联系群众,实行审判监督的一项重要工作。”【37】因此,必须“建立院长、庭长处理重要来信和轮值接见群众的制度,以便更妥善地解决人民群众提出的问题,……并通过这项工作实行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38】

3、可加强法院的复查、清理案件工作。董必武一再要求各级法院应把复查、清理案件工作看成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完成。他说:“通过复查和清理案件工作,不仅纠正了在审判工作中曾经发生的一些偏差和错误,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且对全体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来说,也是一次十分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39】

4、可及时纠正错误,避免错案发生。“有错必纠,冤案平反”的工作态度,不仅体现了人民法院敢于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有错必改的决心,同时也表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精神和维护人权的决心。董必武认为,“放纵敌人和伤害好人,都是违反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的。”【40】所以,“错案虽然只占法院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几,但是对每一个被冤枉的当事人来说,则是百分之百的错了。判错了案就是对敌我关系和是非关系没闹清楚,就是政治问题。”【41】这表明了董必武把错判案件的性质提高到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合法权利的高度来认识和对待。

其四,遵从宪政精神,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从现代政治内容看,主要是政党政治。这说明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不可分开。如果两者之间关系处理不好,势必给国家造成巨大灾难。因此,正确处理政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使两者具有良性互动的作用,其关键在于,政府应独立于执政党之外。因为,政府是全民的政府,是“公器”,而不是一党之“私器”,更不是一党的附庸。所以,既要避免政府成为执政党的工具,又要预防政府利用强势地位打击、压制政党的行为,使政党和政府都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依法活动。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政党窃取了国家政权,最终导致全世界人类的大灾难。前车不忘,后事之师。

在中国,由于国情、文化背景与其它国家不同,有自己的特殊性。中国共产党是经历了28年浴血奋斗取得革命胜利的执政党,这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选择,其领导地位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承认。因而,如何按照宪政精神处理好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还涉及到国家的政治体制、管理体制等许多重大问题。

董必武对此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40年的《更好地领导政府工作》一文中就作了初略的论述。但当时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区域不大,政府工作比较单一,责任有限。所以,问题的突出性还不十分明显。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肩负着重大的责任,政府工作则由单一变为复杂,由地区性变为全国性,经济建设成为了重点。于是,正确处理党与政府的关系就显得极为重要了。1951年9月,董必武在华北第一次县长会议上就党政关系问题作了专门论述。此后,他又在多次讲话和文章中论述该问题。概括地说,董必武关于正确处理执政党与政府的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党政分开,政府有独立于政党的行政权力,政党不能命令政府,这是宪政思想的主要内容。董必武认为,“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 看作一个东西。……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它并不直接向国家政权发号施令。”【42】因此,“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43】他还针对一些党组织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以党代政行为提出了严厉地批评,并指出:“党的组织不能代替国家机关工作,这也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原则之一。但是,我们的党组织违反上述原则的现象是不少的。”【44】“最近有些省、市召开的党代表大会,批评了地方党委存在着党政不分的现象,说党委往往直接发号施令,代替了一部分地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我认为这些检查是好的,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会减弱党对国家机关应有的政治领导。”【45】

其次,明确了党领导政府的方法和途径。董必武认为,在中国“党的组织要领导国家机关工作,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46】但党领导政府并不是说要取代政府的具体工作,而是通过政治领导来实现的。那么,如何才能发挥党对政府的领导作用呢?董必武指出:“党是通过自己的党员和组织领导国家机关,而不是包办代替国家机关工作,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原则。”【47】“党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的工作,使政权机关接受党的政策,来实现领导的。”【48】其基本方法和途径,“一、对政权机关工作的性质和方向给予确定的指示;二,通过政权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实施党的政策,并对它们的活动实施监督;三,挑选和提拔忠诚而有能力的干部(党与非党的)到政权机关中去工作。”【49】

第三,党组织和党员应当服从政府颁布的法令,任何违反政府法令的行为都应该严惩。在董必武看来,国家所颁布的宪法和法律集中体现了党和最广大人民的意志,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如果“我们自己制订的法律,自己不守,怎么叫别人守呢?现在不守法,不依法办事的是社会上一般公民多呢?还是国家机关干部多?我看是机关干部多。在国家机关工作的人如果不守法,问题就更加严重。有法不依,法就是空的东西,起不了作用。”【50】不仅如此,董必武还对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违法行为给予了严厉地批评。他指出“在我们党内,恰恰有这样一些同志,他们认为: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国家是他创造的,国家的法律是管别人的,对他没有关系,他可以逍遥法外,不遵守法律。”【51】“还有一些干部居功自傲,不把国家的法律、法令放在眼里,以为法律是用来管老百姓的,似乎自己可以不遵守,违了法也不要紧。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52】对于这些人,董必武认为要加强法制教育,要严格地要求他们遵守国家法律。“今后对于那些故意违反法律的人,不管他现在地位多高,过去功劳多大,必须一律追究法律责任。”【53】

结束语

通过对董必武的宪政思想与实践的论述,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宪政思想不仅丰富完整,而且也是支撑他的法律理论的基础。如果不是深受宪政思想的影响,他也不会在青年时代就东渡日本求学法律,以至于终身为现实民主政治,保障人民权利而英勇奋斗。

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后,重温董必武的这些思想和真知灼见,深感这份理论财富的珍贵。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他的宪政思想,并不是简单地重复他的观点和思想,而是要从中发掘出思想内核,并结合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际,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宪政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注  释: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31.735.

【2】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297.

【3】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7.

【4】邓小平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3.

【5】刘继增等,武汉国民政府史【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222.

【6】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28.

【7】【9】王列平,董必武的法律理论与实践【M】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137.138.

【10】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1.

【13】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37.

【8】【11】【12】【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

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110.3.3.519.520.447—448.488.183.180.417.502.367-368.368-369.521.495.526.541.495.458.280.281.525.281.469.494.469-470.392.392.499.513.525.190.191.334.483.334.482.190.191-192.521.334.372.488.

参考文献:

【1】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

【2】董必武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胡传章、哈经雄,董必武传记,〔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3】武汉国共联合政府法制文献选编,〔M〕,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7。

【4】王列平,董必武的法律理论与实践,〔M〕,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