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

2012-06-11

内容摘要:董必武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参与、主持政府财经管理工作,逐步形成了关于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的一系列财经管理思想、观念。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由财经管理的节约价值论、普遍节约论、辩证节约论、民本节约论构成,其成因主要包括早年成长区域的环境塑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指导、战时财经管理的客观要求以及其自身注重修养的主观努力等多重原因。它不仅有利于继承中国传统的节约美德,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财经管理工作具有实践指导作用,而且对于当今正确认知、理解中国节约型消费模式,建设两型社会也都富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董必武;节约;财经管理 

董必武是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思想涉及到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艺术诸多方面,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由于董必武是新中国法律制度的始创者之一,对中国法制建设贡献巨大,因而学界对他的思想研究,大多集中在这一方面,其它方面则相对薄弱,而关于董必武财经管理思想的研究,更是鲜有人涉足。实际上,董必武在解放战争时期就直接参与领导或主持政府工作,在土地改革、财经工作、绿化造林诸多方面的制度建设和实践活动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内涵相当丰富的财经管理思想。总体上,董必武财经管理思想是由一系列财经管理观念、言论契合衍生而成的,按其特质大致可划分为四种基本组成元素,即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服务型财经管理思想、整体型财经管理思想、群众型财经管理思想。在此拟从董必武相关文本资料出发,结合其历史活动的史迹,着力对他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予以探究,以期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重视,从而充分地发掘其财经管理思想的潜在价值。

一、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及其本体形态

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就是指董必武在这一时期直接参与或主持政府财经管理工作,从而逐步积累形成的关于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的一系列财经管理思想、观念的总称。这种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土地改革和财经管理等文章中都得到了集中的反映,也零星地渗透于他的其他方面如政治、法律文献之中。其相关节约的具体观点生动质朴,简明直接,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财经管理的节约价值论。董必武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财经管理尤其是战时财经管理工作中,十分注重对厉行节约的重大价值意义的反思、宣传和引导。如,他结合战时和生产落后区域的实际情形,特别指出:“精简节约都属于消极性的工作,但在战时,在生产落后的地区,在财政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1这里他说精简节约属于“消极性的工作”,但又有“重大意义”,是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察冀边区生产力水平相当落后,生产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又处于非常艰苦的战争时期,因而要想单纯地依靠发展生产,大幅增加边区的财力、物力等,成效肯定是不会很大的。只有改变思维上的路径依赖,以逆向的创造性思维展开财经管理工作,依靠精简节约,将增收与节省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想方设法节省人力、财力、物力,包括时间,科学合理地实施财经管理,才能切实有效地保障整个边区在战争时期的财经运转。又如,他还总结抗战时期的节约经验说:“至于说到节约,我想我们各战略区都是有丰富经验的。在抗日战争中,各地区被日寇分割开,不能互相交通,各地区都有一段最艰苦的生活,渡过那种最艰苦的生活,节约起了很大的作用。” 2这就突出了节约在战争时期的重大价值及其战略意义。

第二,财经管理的普遍节约论。董必武注重财经管理节约,他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讲究普遍节约,也就是主张财经管理中节约主体范围的广泛普及,节约内容、要素、环节的全面精细。一是认为要使节约在财经管理中发挥最大的功效,就应该使之成为一场群众性的普遍节约运动。节约不是某个人、某个家庭、某个部门、某个领域的节约,而是全民的普遍节约。他说:“节约应当使之成为群众运动。群众都注意节约,实行节约,那种力量是伟大的。南汉宸同志说,解放区一亿几千万人只要每天节省五钱粮食,就可以养活二十万兵。” 3又说:“机关部队、前方后方、干部群众都要彻头彻尾地厉行节约。” 4在这里,他正是通过节约主体范围的最大化来演算节约效益,从而突出财经管理中普遍节约这一基本原则方法的。他还立足于革命战争全局的战略高度,把财经节约作为全体党政军民的一个任务提出来:“对国民生产,精简节约,劳力组织,扩大合作社等等,财经工作者应当提意见,应当参加,但这些都不是他们单独所能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说当前的财经任务,是党政军民全体的任务,包括财经工作者的任务”。 5而且他还反复强调:“这个任务也是要党政军民全体来实现,财经工作者包括在内,但不是财经工作者单独所能实现的。”6为了提高当时边区管理机构的管理功效,节约财经管理资源,他也专门提出了一些关于普遍节约的具体实施建议,如,他说:“我认为各区银行应改隶于边区银行,区的兵工生产,应并归边区的兵工生产。这样由边区一级整盘地计划、监督、指挥、调节,要适当些。这样办更符合于精简节约的原则。” 7二是认为财经管理中的节约,是包括财经管理中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在内的所有要素和环节的普遍节约,而不是在某个环节、某个点面、某个程序上的单一节约。他说:“节约应包括人力、财力、物力,甚至时间也在内,应当做到普遍的节约。” 8一般来说,人们谈到节约,大多习惯于重视物力、财力等有形资源的节约,而容易忽视人力和时间等无形资源的节约。实际上,人们在这些无形资源方面的节约,恰恰可以产生更大的财经管理效益,而也正是在这些无形资源方面不经意的挥霍与浪费,极有可能形成更大的财经管理漏洞。由于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董必武在多处都特别突出了财经管理在时间上的节约环节。他分析当时解放区的人们对时间一般不很重视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因为农村除了栽种和收获季节外,生活都不是很紧张,也就习惯了这种没有时间概念的生活。而那些在蒋管区的城市工作过的人,回到解放区来后,就会觉得解放区的工作不够紧张。正因如此,他从财经管理的普遍节约观念出发,告诫解放区的人们不要浪费时间:“时间这个因素,孤立来看,没有什么重要,如果把它和人力、物力溶和起来,那它的作用就不同了。现在是战时,我们的对手有美帝国主义在操纵,他是很重视时间的。所以我们再不应浪费时间。我们真正实行普遍的节约,那我们就要一个人当两个人用,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一点钟当两点钟用。” 9又说:“不管使用人力、财力和物力,甚至包括时间在内,一律以节约为原则,发扬农村中俭朴的美德,反对奢侈和铺张浪费的现象。” 10这些都使得基于时间资源等多个要素和环节的普遍节约观念,在他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中,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彰显。

第三,财经管理的辩证节约论。董必武注重财经管理节约,并不是不讲原则方法、不讲客观条件、不讲管理效益,简单无意义地“节约”。他善于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来分析、理解和把握财经管理中的节约原则,主张在财经管理中要正确处理好节约与浪费的辩证关系,由此也逐步形成了其辩证节约的财经管理思想特质。在他看来,节约与浪费是一对矛盾,讲究节约并非只是一味地要去节省,就节约的具体实施过程而言,其首先就应当从防止浪费开始。因此,他对当时一些媒体在宣传节约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片面性提出了批评:“至于财力、物力的浪费,只要我们从节约观点来看,随时随地都可找出不少的例子,报纸上也披露了不少的事实。但只是赞扬现在的节约,而不指出过去的浪费,是不全面的。” 11他又强调,防止浪费,减少浪费,是必须的,但并非仅仅为防止而防止,因为防止浪费,减少浪费,只是节约的开始,“……但减少了浪费以后,在各机关、各部门、各个工作人员都还有可能找出某些可以节省的地方。” 12过度与不及,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所反对的,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董必武在财经管理的实践活动与理性思考中,自然能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科学方法予以全面的继承和正确的运用,因而他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体现出了一种反对节约过度与不及的辩证特点:“自然,过度的节约妨碍到工作的进行,妨碍到个人的健康,那是要不得的。我们号召的节约,并不要求达到那种程度。” 13他并且重申:“节约也要防止偏向,什么都节约掉,就会引起群众的反对。” 14这就正确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对解放区群众性节约运动中那些过度节约、胡乱节约、肤浅节约、虚假节约等不良现象进行了全面的纠偏。

第四,财经管理的民本节约论。透过董必武那些财经管理的相关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财经管理思想还映现出一种民生关怀的内在特质,强调从民生实际出发,充分、合理地利用各类人力资源,在财经管理中实施以民为本的节约行为。其民本节约的观念、论点、言说,随处可见。概括起来,一是认为节约要体现群众自愿原则。开展节约,干部要带头,对于普通群众,则应当充分尊重他们的意愿,而不能一刀切地强行推行:“机关和部队的生活都应当酌量降低,要向农民看齐,后方更应低于前方,提倡节衣缩食支援战争。号召节约,要干部带头,对群众还是以自愿为原则。” 15二是认为节约要从民生实际出发。他重申《华北财经会议决定草案》的财经管理精神说:“我们的财经工作,不仅是从脱离生产的几百万人出发,而且必须从一万万数千万人民的生计出发。” 16这就使得财经管理中节约运动的最终意义,回归到了民本这一坚实的根基之上。三是认为节约重在以民为本的人力资源利用。他回顾说:“过去对于人力是浪费不少,这一点军队应特别注意。我在太行区曾听说有个别部队首长因扩兵顺利,使用兵力不大注意数量。战时兵与伕的比例,有的成为一比六,后来中央曾为军队用伕的事发过电报,告诫各部队首长要节省民力。现在这种现象已少有了。” 17他总结中央华北财经会议上的情况,谈到在这次会议上,大家以为平时三兵一伕,战时一兵一伕可以够用,而后来晋冀鲁豫解放区大体上都是照这样做的。“在土地会议中,各地区代表都讲到,农民最感觉头痛的是战勤和支差,后方机关人员过去随便动员,随便要伕,也浪费了许多人力。现在各地区党政军机关已注意到这一点,规定了战勤和支差的办法。切实做去,浪费人力的现象可望减少至最低限度。” 18由此可见,他关于财经管理的一系列节约观念、论点及其阐述,都把民生放置到了一个根本的地位。

二、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的形成因素

每一种思想及其体系的形成,都有它自身系统形成的影响要素和深层根因。只有透过它的本体形态,揭示其系统影响要素和深层根因,才能促使我们更为深刻、准确地认知、理解与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从而推动这一思想及其体系主体价值的充分实现。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的形成,亦有其多重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早年成长区域的环境塑造。董必武是从鄂东红安这片红色热土上走出去的革命伟人,其个性、人格和习惯都深深地受到这一特殊成长区域环境的早年塑造。而他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在一定程度可以说是他的财经管理领导智慧与他早年养成的节约潜质契合萌发的结果。这种特定成长区域的环境塑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究:一方面是自然地理环境的人格润化。地处大别山南麓的红安,多为山区地带,北部山区的西北部为天台山、老君山山群,山体高大,峡谷幽深,天台山群以南有阳台山相连,东北部为光宇山群,地形复杂,在西北与东部山区之间有断续的山脉相连。东部山区北面为游仙山群,南部为五云山群,中间为三角山群。在这样一种地理环境之中,这里的人民可耕种的土地面积非常少,加之交通不便,经济不活,因而自古以来,他们都处于一种相当艰难的生存状态之中,由此也使得节约资源、崇尚俭朴,以求得生存安全,成为了他们的必然选择。而生于斯、长于斯的董必武,自小必定会受到这种特定区域地理环境的自然润化,从而塑造出这种勤俭节约的个性品格;另一方面是区域民风民俗的早年育成。整个鄂东地区生活习俗主尚朴素、勤俭、节约,可以说,谨朴厚善、淳庞俭约为乡里生活习俗的道德之本。《隋书·地理志》载:“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祀、婚姻率渐于礼民。”杜牧《黄州刺史谢上表》也认为此地“风俗谨朴,法令明具。” 陈诗《湖北旧闻录》引《名道杂志》称“黄冈,淳质多俭约。”1932年的《湖北县政概况》也描述说:“黄安(即红安),农村人民,类多朴素。”这里有许多谚语对此均有表述:“好吃不过粗茶淡饭,好看不过朴素打扮”;“宁可算了吃,不可吃了算”;“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棉布衣裳茶饭饱,快活胜似皇帝佬”;“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一天省一把,十年买匹马”;“勤能致富,俭能养廉”;“一棵红梅两枝花,勤俭节约不分家”可见,这一区域民风民俗以勤俭为美德,奢侈浪费为恶行,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而这些区域传统节俭的习俗观念,早年生长在红安的董必武耳濡目染,自然会渗透进了他的个体人格、生活习惯和深层心理意识之中。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在包括红安的更大范围内的鄂东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文化沉积。吴头楚尾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这里形成了吴楚区域特色文化交融,儒佛道三教传统主流文化互动,东坡黄州贬谪文化、科技文化、教育文化等多元优势文化并存的局面,这些区域交融共存的文化,自小对董必武多有熏染。1903年,他应黄州府试,即中秀才。因而,在他的身上,必定会积聚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良性元素,而节约就是这些良性元素中的一种。如,位居群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有“节”卦蕴含有相关节约的义理,象征节制、亨通;但不可过分节制,应当守持正固。“节”,下兑上坎,其卦辞为:亨,苦节不可,贞。据黄寿祺、张善文撰《周易译注》中引王弼、程颐之说:“(一)《王注》释贞为正,曰:‘为节过苦,物所不能堪也;物不能堪,不可复正也。’(二)《程传》释‘贞’为‘常’,曰:节至于苦,岂能常也?不可固守以为常。” 19《彖》曰“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度数,广义德性。”这就从“节”而有制、“节”而有度、“节”而有道、“节”而有方、“节”而有时等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节约的美德。正是由于接受了传统文化中节约观念的长期陶冶,董必武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财经管理实际工作中形成这种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第三,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指导。董必武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我党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指导,并且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革命伟人之一。如, 1920年3月,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昌涵三宫创办了私立武汉中学,并以此为阵地传播马列主义。他将社会上流行的马列书籍和宣传马列主义的刊物,如《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共产党》、《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入门》、《新青年》、《湘江评论》、《向导》、《武汉星期评论》等介绍给师生们阅读,黄安(即红安)籍学生董觉生、王鉴、雷绍全、戴克敏、戴季伦、王秀松、江奠川等数十人就曾先后进入该校学习,直接从董必武那里接受马列主义教育。董必武还亲自深入乡村,宣传马克思主义。1922年至1923年间,先后回家三次,在县城和高桥、八里区乡村,亲自向手工业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宣讲马列主义的革命道理,建立阵地,培养骨干,创办师讲所。正是由于董必武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指导,因而在解放战争时期财经管理的复杂工作中,能够做到正确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地对待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时间资源的节约,逐步形成普遍节约、辩证节约等一系列财经管理思想观念。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是对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的核心因素。

第四,战时财经管理的客观要求。董必武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在他解放战争期间的财经管理工作中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他深刻地认识到,战争本身是消耗人力、财力、物力的“一架机器”,规模越大,消耗越多。他在晋察冀边区财经会议上分析说:“十年内战中,蒋介石曾用四十个至六十个师来‘围剿’我们,那时我们的兵力不大。抗日战争中蒋介石也没有把他的兵力全部使用出来。我们发动的百团大战,比起现在的战争来,那还不如一个战略区动员的人数。现在蒋介石用二百多个旅(以前的师)摆在前线,还有伕役交通运输人员,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我方要阻截他,歼灭他。我方兵力包括民兵在内久已号称三百万人,前线当不下百数十万人。” 20这么空前大规模的、近代化的、长期性的战争,需要供给前线武器弹药、通讯器材和医药,供给粮食、衣服、其他日常必需品及必需的用款,供给干部、兵员、伕役,组织输送机关;还要供给后方机关、学校、医院、工厂的需要等等。“这样重大、复杂、繁难的任务,必须是党政军民全体一致努力才能担负得起。” 21由此可见,针对战争时期解放区有限的生产、供给能力,实施精简节约的财经管理模式,就只能是当时情形下的一种必然的选择了。可以说,战时财经管理的这一客观要求,应是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形成的硬性的客观因素。

第五,注重自身修养的主观努力。董必武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的形成还与他自身个体修养的主观努力密切相关。他一生乐于清贫,非常注意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董良翚曾在《由“从我做起”想到的》一文提到父亲这种节俭的品德,特别提到他节省津贴的一件小事:“父亲在抗战时常常工作到深夜,每到下半夜,他都感到乏力、头晕。母亲很为他着急,一天偶然想到,夜里十一、二点时,给父亲煮了两个荷包蛋,父亲吃后顿感精神好了。此后母亲夜夜不是煮碗挂面,便是煮两个蛋,为父亲加餐。然而父亲却不让母亲运用父亲自己的那份津贴,他认为已经可以维持,边区的人民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前线。他自己呢,有点钱可以加餐就加,没有钱也可以将就。” 22文中还回忆,董必武喜爱书法,象一切喜爱书法的人一样爱毛笔,“父亲的毛笔头开胶了,毛头掉了,他就用线绳捆,用偶然见到的桃胶去粘上,他不去买。他说:‘我不买,别人就可以买,因为那是社会的财富。’他对自己严格地节俭,是为了节省社会的财富,他立自于人民之中。” 23董楚青在《迁进与搬出中南海》一文中,也回忆到解放战争后董必武对节约品德修养的保持。在孩子们极不情愿从条件好、有后花园的家中迁入中南海的时候,当时担任代总理的父亲谈了为什么要搬家的理由,以此来说服教育孩子们:“爸爸伸出握拳的左手,用右手拨开食指,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烧锅炉,要煤,要人跑这么远来送文件。这样要占用多少人力、物力啊!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还不该搬吗?该搬。……’” 24从董必武这些修身养性的生活小事中,可以体察到,节约作为一种传统美德,早已深深地融和于其伟大人格中,而他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也正是与他注重这种伟大人格的自我修养相应相合的。

三、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的价值分析

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是我党我国财经管理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探索科学、合理、有效的财经管理机制、方法、模式等等的思想结晶,极具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一是对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财经管理工作具有实践指导价值。在解放战争时期,董必武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不仅是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指示精神的贯彻落实,而且也促使边区人民探索出一种有效的协调平衡的财经管理运转模式。它倡导全党、全军、全民厉行节约,从而帮助中国人民渡过了异常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解放了全中国,赢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成立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中国。因此其历史价值、思想功能应是不言而喻的;二是有利于继承中国传统的节约美德。讲究节约是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传统美德,这一传统美德作为防止生存风险、减少生活压力、摆脱艰难困境、保持生存耐力等的良性文化因子,以寓言、典故、俗话、曲艺等多种形式,深根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民风民俗之中,对社会和谐与个体修养发挥着广泛、深刻的积极影响。然而,在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由于市场活动具有对人们消费快速拉动的内在要求,节约作为对不当消费、超前消费具有抑制作用的一个传统美德,经受到了现代社会转型和生活方式变革的冲击。尤其是在一些新生代群体的修身养性活动中,这一传统美德逐渐被淡化甚至被淡出。因而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的语境下,回顾、反思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无疑将有利于传承这一传统美德,从而优化社会生存环境和个体修养系统;三是有利于正确认知、理解中国节约型消费模式。与西方超前消费模式比较,中国节约型消费模式曾一度遭受到人们的质疑,其理由简单地说就是这一消费模式具有与市场经济活动逆向的特点。在中国市场经济提速过程中,人们有这种质疑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全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止境矛盾愈加显明的情况下,当放任状态的市场经济过度铺张浪费、粗放扩张之时,人们很快就发现,中国节约型消费模式,对于平衡市场经济的不良行为,防止全球各类资源的滥耗,保证人类生存发展的安全,其价值是巨大的。特别是在美国华尔街次贷危机之后,中西学者更是不得不反思并重新定性这一中国节约型消费模式,从而使之与西方超前消费模式的比较优势全面凸现出来,其国际影响力得到了不断的提升。而在当下研讨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回顾他一生模范的节约行为,对于中国节约型消费模式,就必定有更为正确、全面的认识、理解和把握;四是对两型社会建设亦富有启示意义。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的一个关键要素就是要突出节约的重要战略地位。因为只有突出节约,资源的过度消耗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的抑制,也只有突出节约,人们对于环境的毁灭性损害才有可能消减。董必武解放战争时期的节约型财经管理思想不仅仅是落脚在赢得一场革命战争胜利、一个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的坚实基点之上,而且更是立足于中华民族未来的整体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因而对其予以探讨、反思,也就必定能够从中寻求到对于两型社会建设富有启示意义的诸多活性因素。

1《我们的财金任务与群众路线》,《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0页。

2《我们的财金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1页。

3《我们的财金任务与群众路线》,第 161页。

4《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董必武选集》,第150页。

5《我们的财金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0页。

6《我们的财金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0页。

7《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5页。

8《我们的财金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2页。

9《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2页。

10《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第150页。

11《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2页。

12《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2页。

13《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2页。

14《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第150页。

15《关于党在政治法律方面的思想工作》,第150页。

16《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78页。

17《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2页。

18《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2页。

19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8页。

20《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59页。

21《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路线》,第160页。

22 江河:《董必武李先念珍闻轶事》,全国爱国主义基地丛书,[1995]鄂黄红内字第1号,第72页。

23 江河:《董必武李先念珍闻轶事》,第72页。

24 江河:《董必武李先念珍闻轶事》,第39页。

作者简介:

江峰,湖北赤壁人,黄冈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大别山红色文化,中国哲学。

汪季石,湖北罗田人,黄冈师范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鄂东革命史。